摘要：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战略和目标。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找准一系列战略支点，即具备引领性、全局性、关键性、有效性的大方略、硬措施和关键点。值此全国两会之际，根据部分代表委员的提案建议，本刊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性支撑进行梳理，主要集中在：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上，必须体现教育优先；面对人口变化契机，系统优化教师资源管理体制，加强高质量 J 教师队伍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发挥龙头性作用，形成更加完备、协调、多样、开放、高质量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以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为抓手，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编纂教育法典，提升教育法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教育治理提供权威性、全局性解决方案。

找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

王定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找准一系列战略支点，以便推进行之有效，目标如期实现。所谓战略支点，就是具备引领性、全局性、关键性、有效性的大方略、硬措施和关键点。

一、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确立四个优先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并引领和支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体现教育优先。一是优先法治。优先法治强调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法治战略支点。国家立法机构应主动履行主体责任，抓紧时间，抓总协调，把纳入立法规划的立法修法，按时完成，提交通过；把尚未纳入规划的、现实很有必要的立法事项纳入议程，摆上位置；把教育法典的立法进程适度加快。在立法操作上，一些法规条文比较可行，可上升至法律；一些教育政策行之有效，可吸纳至法律；一些基层探索科学规范，可赋能立法实践。在执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应当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二是优先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每到新的时期或关键节点，党中央都会出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或提出教育改革指导意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必须确立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高的历史方位与发展定位，擘画发展蓝图，提出战略措施，推动教育取得实质进展和重大突破，进而纲举目张，带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跃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三是优先投入。投入教育就是投入未来，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这个占比还应当逐步提高。同时，解放思想，提倡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真正形成非义务教育经费合理分担机制；改善经费支出结构，体现以人为本，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干事创业的热情。四是优先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对教育工作应高看一眼，不能等待。要形成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态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推动各项政策落地。各项落实应务求实效，从人民关注出发制定步骤、砥砺前行，将宏伟蓝图细化为施工图，把教育战略任务细化为实招、硬招、新招。

二、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牢牢夯实基点

教育强国建设，基础教育是基点。只有夯实基点，方能从根本上攻克难点，疏通堵点，突出重点，展现亮点。一是攻克难点。基础教育公平发展困难犹在，任重道远。要开展城乡学校结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开展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缩小区域内学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的差距；减少排名，弱化中考，淡化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界限，让更多适龄青年满足接受高中教育的愿望。二是疏通堵点。面向未来，应当疏通家庭、学校、社会间的堵点，盘活社会资源，树立大教育观，增强育人合力，减轻心理压力；应当疏通消防通道的堵点，让学生遇到危险迅速逃生，守住学生生命安全底线；应当疏通大变局下国际交流的堵点，虚心借鉴，慷慨分享，取长补短，双向奔赴。三是突出重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课程内容应再精简，厚植基础知识，避免过度教学，开展科学教育，铺就创新人才培养沃土；教学方式要再更新，运用得体的教学方法，实行线下线上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四是展现亮点。确立学校发展理念，树立学校发展价值观；修订学校章程，贯彻学校管理标准，实现现代学校治理；整体提升办学内涵、质量、特色、文化、信誉，擦亮品牌，打造高品质学校。

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高高扬起龙头

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头。扬起龙头，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必须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一是在加强统筹方面下功夫。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二是在横贯通方面下功夫。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提倡高等学校特色发展，分类卓越，促进统筹层次和类型、有利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高等教育功能再造，形成更加完备、协调、多样、开放、高质量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三是在学生成长方面下功夫。坚持五育并举，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优势凸显，在教育教学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构建面向未来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的基本能力，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是在有组织的科研方面下功夫。主动围绕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发挥骨干力量传帮带作用，开展集体攻关。改进科研评价，突出质量导向，认可合作成果。合理要求和政策激励相结合，鼓励潜心学术研究，激发科研人员干事动力和创新活力，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攻克学术前沿问题，促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支撑产业迭代升级。

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淬炼优质师资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应当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采取多种战略举措，尽快形成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一是启动“中小学教师学力学历提升计划”。首先，要优化中小学教师培养院校层次。对优质师范大学的学科评价实施单列，鼓励其乐于教师教育，安心于“工作母机”。同时，把“国优计划”政策落到实处，调动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培养的积极性。其次，及时安排中小学教师学历学位提升项目。由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安排配置中央资金资源，调动省级政府相应行动，制定时间表、路线图，采取积极措施，让在职中小学教师学力学历面貌一新。与“国培计划”结合实施，实事求是，多种形式，处理好“工”、“学”矛盾。在实施过程中，对达到条件的教师，不仅承认其学历，而且颁发相应学位。再次，增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养。有学历还须有能力，所以必须提升“学力”，具备不断学习能力和终身发展能力，应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高要求，应对日益变化的新技术挑战，真正承担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光荣职责。二是明确教师核心素养。广大教师应当具备正确的思想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亲和的人文精神素养、专注的教育情怀素养、厚实的学科专业素养、娴熟的教学实施素养、较强的教育治理素养、终身的学习反思素养、胜任的信息技术素养、勇敢的创新创造素养。大、中、小、幼教师面临的任务有同有异，素养要求可有所侧重。相关部门应研究分别制订中小学教师核心素养、大学教师核心素养、幼儿园教师核心素养指南。三是推动管理综合改革。依照权责一致原则，深化教师待遇、编制、职称治理改革。做好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出台更多惠师政策，推动形成优秀人才竞相从教、广大教师尽展其才、“四有”好老师不断涌现的局面。做好大学教师的服务保障，落实“放管服”政策，激励其潜心教书育人，做出学术贡献，成为受人欢迎的“大先生”。四是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并不神秘，教育家并不遥远。通过认可一批又一批教育家，大力引导广大教师厚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情怀，不断展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五、教育强国建设，必须主动数字赋能

当今世界，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整全球经济结构，重塑全球教育形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改变整个世界，也必将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将在更大程度上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教育必须主动数字赋能。一是制定战略策略。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给大中小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办学所带来的机遇挑战，主动谋划，提出方略，研究新对策、摸索新规律、洞察新趋势，做出积极有效的战略安排。二是完善学科布局。加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量子神经和认知科学以及数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在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学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促进相关交叉学科发展。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推进一流专业、一流本科、一流人才建设。根据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具有普适性、迁移性、渗透性特点，主动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社会需求。三是造就相关人才。重视“新文科”、“新工科”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结合。鼓励对人工智能专业类的智能科技进行试点，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推广实施人工智能领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建设一批集教育、培训及研究于一体的区域共享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积极搭建人工智能领域教师挂职锻炼，产学研合作等工程能力训练平台或者人工智能交叉研究中心，多渠道培养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型人才。四是改变学习形态。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教育教学模式，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教育平台，关心学生成人成才；建立教育教学数据支持体系，以智能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和教育评价体系，推动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让教师的“教”体现信息多向传递，师与生、生与师、生与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受时空限制；让学生的“学”体现个性化、立体化、开放性、互动性、创造性特点，重构教学流程；运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过程监测、学情分析和学业水平诊断，建立基于大数据、多维度的综合智能评价；精准评估教与学的绩效，实现因材施教。

六、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加强国际交流

世界之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各种风险问题也接踵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教育对外开放是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面向2035年，必须关注一些战略议题，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如期建成教育强国。一是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交流质量。在建成教育强国进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性双向互动，而应致力于高水平的多向合作，推动务实有效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应当充分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和要素，以“引进来”推动外源性改革，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规范，推动破解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深层障碍；另一方面，要立足国情，守正创新，树立教育自信，体现大国担当，以“走出去”推动内源性改革，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提高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的能见度。二是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力度。培养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要求的国际组织胜任力人才，是新时代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战略要求。教育强国所需要的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应当符合联合国国际职员胜任力模型的相关要求，应当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善于国际谈判。所以，应当形成系统科学的国际组织预备人才培养“蓄水池”，构建多学科支持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立交桥”，打造有国际组织任职经历的国际人才队伍“旋转门”，设立国家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三是拓展区域国别教育研究疆域。在建成教育强国进程中，应当在把握全球教育动态的同时，对重点国家、区域的教育进行深度比较研究，借鉴分享，协同并进。要对“一带一路”倡议第二个十年不同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在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完善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让叙事方式和表述逻辑能够被认可和接纳，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讲好中国教育发展故事，最终实现各国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人才培养“软联通”，再到民间互信“心联通”的目标。围绕“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中阿大学联盟交流机制”、“中巴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等重点项目培育打造一批国际高等教育合作品牌，既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又助力我国教育发展，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对外的影响力。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把握发展契机 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庞丽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战略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培养高质量教师队伍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教必先强师，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近二十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呈总体下降趋势。2000年为1.22，2010年为1.18，2022年为1.06，均低于1.5的警戒线。全国育龄妇女（15～49岁）人数也在不断降低，2011年为3.8亿，到2030年将下降到3亿左右。持续低生育率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态势。这对于当前我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特别是教师队伍建设，既提出了新挑战，也带来新机遇。

一、把握人口变动契机，加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深入分析我国人口发展特征，科学预判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需求的变动趋势，统筹新时代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目标与现实要求，做好教师资源中长期配置规划，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对扎实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教育支撑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点和着力方向。

（一）人口出生率下降对全国义务教育学位需求和教师资源配置产生直接影响

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国近年出生人口不断减少，2023年全国新出生人口延续下跌趋势，仅902万人，出生率为6.39‰，较2016年（新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12.95‰）下降约一半。新增人口的不断减少，将直接导致若干年后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下降，进而引起学位需求和教师资源需求的减少。因此，相关部门应密切关注新增人口情况，对未来教育资源、教师资源需求和变动趋势做出科学预测，为教育资源、教师资源配置规划提供主要依据。

（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因素对区域义务教育学位需求和教师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产业结构的调整、乡村振兴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使得我国人口的区域性流动在向城性流动仍将持续的同时更为复杂，呈现出东中西部、大中城市、城乡等不同的区域性变动趋势。不同区域新生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特点的差异，必将影响区域间义务教育生源的分布，使各个区域未来学龄人口增长、生源变动具有不同的周期性特点。对于生源净流出地区，在流出效应与新生人口降低效应的双重作用下，生源将呈现高速下滑态势；对于生源净流入地区，流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新生人口降低对于生源的影响，各地区不同学段的生源呈现波峰不同。因此，应加强宏观系统思维，统筹考虑区域新生人口增长与人口流动趋势，及早预测区域生源变动周期，综合测算各年度各学段的入学人数，为区域教育资源、教师资源配置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三）教育强国与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目标对教师政策创新和素质提升提出新要求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关键在教师；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在新的强国建设使命下，为积极适应我国人口变动新趋势，主动把握发展契机，加强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要求必须以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开拓创新、提前谋划，积极优化教师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教师区域配置、编制、规划等政策制度，统筹解决教师队伍区域性合理配置、结构性缺编等情况，有效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消化编外资源、消除老龄化，并积极推广实施小班化教育等。这些都是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我国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中长期配置规划和教师队伍中长期高质量建设必须前瞻、统筹考虑的因素。

二、系统创新优化教师政策，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一方面，积极应对新增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挑战，密切关注人口出生率和新增人口变动趋势，对未来的教育、教师资源需求做出科学预测，提前做好当前和中长期配置规划；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所带来的发展契机，按照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对于教师编制等的迫切要求，推动政策创新，健全制度机制，着力推进队伍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战略筑牢师资根基。

（一）充分认识人口发展新常态，密切关注全国新增人口数量变动，科学研判教育资源需求变动趋势，提前做好教育资源中长期配置规划

在持续低出生率背景下，我国每年新增人口数量将在低位徘徊，呈现总体向下的趋势。新增人口的减少直接影响到未来若干年的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规模，进而决定学位需求。依据现有各年度的出生人口数据可以测算出，小学阶段学生总数和所需教师编制数（按当前教职工编制标准）从2023至2029学年度均将逐年下降，降幅约32%；初中阶段学生总数和所需教师编制数从2023至2026学年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26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预计到2035年，学生规模和教师规模均将较2023年下降36.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编制等相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并积极把握这一大趋势，紧密关注区域内新增人口数量增长的实际变动情况，组织专门力量对小学和初中学位中长期需求进行研究和预判，为学位供给、学校布局和教师编制规划提供精准科学的基础数据。

（二）实时监测、科学研判人口流动特征、新增学龄人口分布趋势和区域生源变动周期，为区域内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

由于人口区域流动、城乡流动因素等影响，新增学龄人口变动呈现出区域性、城乡性特征。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超大、特大城市和发达省会城市等人口净流入地区，流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导致的学龄人口和学位需求的减少趋势；城乡特征主要表现为，伴随城镇化进程，乡村人口呈现向城性流动趋势，乡村学龄人口和学位需求的下降速度将总体高于城市，但在部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也已经使一些乡村人口出现回流。因此，国家和各省市在掌握各地区新生人口总量趋势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基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人口区域、城乡流动情况的监测和研究，科学预测不同区域学龄人口及生源变动周期，并据此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及早主动做好学位供给、学校布局与教师队伍编制、结构等方面的综合规划。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建立完善多级学龄人口及其分布预测机制，形成预测报告并定期发布，为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学位与教师资源变动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指导各区县基于预测报告，对辖区内义务教育资源需求进行以学年度为周期的深入调研，提高教育资源供给与学龄人口变动周期匹配的精准度。

（三）抓住学生规模下降的契机，着力全面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并有力推进消除大班额、推广小班化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优化中小学教职工配置标准。积极适应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需要，为增强师生互动，按照小班化教育对于师资的需求，适度提高教职工编制标准；对于根据新形势下研究和预测、群众需求，确需支持发展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推进落实班师比和生师比相结合的教师配编方式。同时，应充分考虑落实“五育并举”对于德育、体育、科学、艺术、心理健康、劳动等学科的师资需求，加强这些紧缺学科教师的配备，完善教师队伍的结构；积极回应“双减”政策对于课后服务的师资需求等，科学适宜地提高教师编制标准。二是大力加强培训、教研，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整体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充分把握学生规模数量降低的契机，大力加强教师培训，主动对标对表教育家精神、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内涵、标准与实践要求，做好省域、地市与县域内教师培训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相互衔接与深化，加强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理念和转化能力的培训学习。着力加强区域、学校集体教研的支撑引领，聚焦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核心关注、关键问题，特别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创新精神、科学探究能力、社会责任感、合作能力、学会学习等专业能力提升，坚持突出的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开展多层次、研究性、专题性的深度教研。并且，有针对性地着力加大对前述紧缺学科教师的培养补充、研训力度。切实有力地促进广大教师的专业能力、全面育人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促进教师队伍整体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消除大班额现象。抓住新增人口与学生人数下降的窗口期，有力有效推进降低学校及班级规模，加快推进消除在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存在的大班额现象。四是推广实施小班化教育。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实行小班化教育，进一步促进师生互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更好地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地发展。

（四）地方政府依据本地人口出生和流动情况，做好各年度入学规模预测，创新完善教师管理体制与配置制度

区县教育部门会同本级编制、发展规划、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基于本地区人口出生与流动数据及趋势，对本区县小学、初中近期各年度教育人口规模进行预测，结合每年即将退休、可能离职的教师人数的统计，依据教职工编制标准，测算出各年度各学段拟新聘教师人数，形成未来各年度教师队伍建设需求的初步规划，逐级上报。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会同省级编制、财政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审核、汇总。

基于统计结果，将未来若干年应配置的师资数量、结构、层次，与当期存量和结构、层次进行比对，依据高质量、小班化教育要求和新的编制政策，制定本省并指导辖区内各市制定高质量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并提前做好省、市域内教师退休、退出、各区域补充及区域间调配计划，以及教师培养培训规划。

为此，亟须创新和完善教师管理体制与资源配置制度。指导各地建立“市级统筹”的基础教育教师资源管理体制与统筹机制，由地市级政府根据所辖区域内各区县学龄人口变动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统筹谋划和调控使用全市教师编制、工资等，科学适宜地因需进行区县间的动态统筹、调剂配置，以盘活和充分用好所辖区域内各区县的教师资源。

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促进教育强国建设

任少波（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头，一流大学则居于先导性引领性地位。在我国走向现代化和面临世界变局情况下，国际人才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时代向我国一流大学建设提出了战略性需求。

一、国家与大学的战略互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教育强国的形成

纵观世界教育强国发展历程，只有高等教育适应国家发展并走向全球中心，才能实现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强大。我们发现，大学正是在强国崛起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走向世界一流。第一，大学是人才引育的战略性蓄水池。英国剑桥大学涌现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诞生了如牛顿（Newton，I.）、麦克斯韦（Maxwell，J. C.）这样的战略科学家，牛顿创建的经典力学体系和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学理论，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论依据，也使英国成为最早迈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第二，大学是科技创新的战略性策源地。美国高水平大学承建了近半数的国家实验室，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加州大学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牵引了从核武器、雷达、导弹推进等武器装备研究到高能物理、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等重大科学前沿方向，为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了战略性贡献。第三，大学是知识建构的战略性思想库。德国洪堡大学汇聚了哲学家黑格尔（Hegel，G. W. F.）、叔本华（Schopenhauer，A.），物理学家爱因斯坦（Einstein，A.）、普朗克（Planck，M. K. E. L.），数学家冯诺依曼（von Neumann，J.）等一批著名学者，在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领域创建了许多新的理论学说，形成了世界领先的知识学派，使德国于20世纪初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第四，大学是产业升级的战略性驱动者。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形成了波士顿128公路沿线和硅谷这两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波士顿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硅谷集聚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大学，这些大学为两地的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尖端智力支撑，构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全球高地。

世界顶尖大学兴起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在研究型大学群体中，有一类大学通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能，实现办学实力和战略影响力的快速提升，进而发展成为世界顶尖大学，这类大学走过的道路可以称之为战略型发展模式。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在20世纪的崛起，其以强烈的公共服务精神、强大的公共责任能力以及在解决重大公共问题过程中拥有的战略影响力和文化领导力，快速从私立大学发展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资源、社会轴心力量。这种战略型发展模式，意味着在强国使命引领下，推动大学组织治理变革和系统重塑，引导大学从松散型组织向战略型组织转变，从而快速适应服务支撑强国建设的战略需要。

二、一流大学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提供先导性支撑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强劲推动实施教育强国战略。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类教育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一流大学作为“国之重器”，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肩负特殊的战略使命。一是引领教育变革，自主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卓越人才。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大批在各个领域引领未来、创新制胜的杰出人才，这些人才不能完全靠从国外引进，主要靠我国自己的教育体系，在创新性实践过程中自主培养出来。我国一流大学应把握全球教育变革趋势和人才培养规律，立足国家战略对各类拔尖创新人才的急迫需要，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和培养方案，实现教育体系的功能匹配度、目标达成度和个体成长满意度的有机统一；始终立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潮头，为强国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能担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建设创新中心，提升学科体系的本土和全球服务影响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既需要大学提供面向本土的高水平创新服务，又需要大学具备服务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要求我国大学不能建成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要成为具有强大策源能力和世界级的创新中心，推动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一流大学的学科体系要始终围绕本土需求和全球战略进行布局优化，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全球重大挑战问题大力发展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推进学科体系融入全链条创新，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开放创新的学科服务平台和学科生态系统。三是承担战略任务，服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现代化崛起正遭遇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打压，战略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屡屡被“卡脖子”，迫切需要大学承担战略性的科技攻关任务，履行服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我国一流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始终瞄准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领域，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作用，开展任务导向的引领性创新和有组织科研，培育重大原创成果，做出关键战略贡献。四是建构知识体系，增强国家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科技硬实力，而且需要文化软实力，以及在全球治理中拥有充分的国家话语权。这要求我国一流大学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依赖，能够运用自主建构的知识体系阐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凝练基于中国问题的学术概念、理论和思想，提出体现中国特点、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形成自主而又开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五是对外开放合作，搭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枢纽。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动力来源，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道路。这需要我国一流大学发挥知识交往中心和跨文化沟通纽带的优势，主动服务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做好“国际化”和“在地国际化”两篇文章，为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战略平台，支撑我国不断扩大全球的“朋友圈”，营造强国建设的优良国际环境。

三、推动一流大学先导性作用发挥的相关策略

教育强国建设赋予了一流大学新的战略使命与战略任务，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一流大学群体经过首轮和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已经具备了与世界一流大学同台竞争的良好基础；但是在服务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上仍然明显不足，尤其是存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不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辐射力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话语体系不够健全、大学国际交流面临复杂局面等问题。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迫切需要引导推动一流大学主动履行战略使命，积极承担战略任务，注重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牵引教育创新和改革，构建战略中心组织体制，贡献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发挥战略性作用。一是推动一流建设的战略迭代，探索引领大学战略型发展道路。坚守大学在党统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尊重大学基本规律和学术共同体特质的基础上，以国家使命驱动大学组织从松散型向战略型系统重塑，更加强调使命导向和战略引领，通过强化共同理想、共同价值、共同行动来实现战略愿景，从而彰显服务强国建设的战略属性，走一条战略型发展新路。引导一流大学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和大学的内涵发展要求，立足于“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战略迭代和升级转型，在新的使命和战略语境中重塑理念和体系，树立服务国家的最高追求和办学理想，强化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突出战略任务引导和集成攻关，创新治理体系、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二是响应强国建设的战略需求，创新科教产教融合的学术体制。以国家战略任务为牵引，依托一流人才谋划建设战略性平台，加快构筑人才引育的战略性蓄水池、科技创新的战略性策源地、知识建构的战略性思想库、产业升级的战略性驱动者。瞄准基础学科、数字科技、生命健康、现代能源等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必争领域，构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新型平台和学术体制。国家要进一步对一流大学放权松绑赋能，全面优化自主设置学科、招生和学位授予、人事薪酬制度等，继续推动融入新的举国体制，支持履行好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和文化自信自强的战略性任务。三是着眼教育强国的系统重塑，优化战略匹配的高等教育引导政策。围绕高等教育的体系优化和一流大学的战略性定位，淡化竞争性评价模式，以服务国家战略使命为导向，突出国家急需，突出引领性创新贡献，构建一流建设成效的战略性评价体系，设置若干战略性评价指标及观测点，实施体现战略性导向的政策措施。在一流大学引导下，全面深入研究高等教育与强国战略的体系匹配性，坚持育人导向和创新导向，引导激励各层次办学主体遵循教育规律，主动服务国家需求，为各类创新人才的多元成长和潜能发挥，亦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全方位提供科教支撑。四是加强开放办学的战略联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的战略部署。引导一流大学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作用，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和校园“围墙”，推进交叉会聚和区域联动，构建开放办学格局。推动一流大学与地方政府、科技领军企业等优势力量合作形成发展共同体、创新联合体，开展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等探索，不断强化国家战略引导下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打造支撑强国建设的战略引擎。同时，更加强调参与全球高等教育创新网络，实施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办学。

以社会与情感能力为抓手 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

梅兵（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部署。在国际形势持续动荡变革、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人工智能变革及其应用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已经成为建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撑。为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教育部近年来组织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强基计划、中学生英才计划等系列政策举措。经过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共识和联动态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改革，需呼应时代之变，深化育人规律认识，革新育人理念，巩固育人实践探索成效。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特别是在其青少年阶段，应加强对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的本土经验和实践路径的研究探索，夯实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根基。

一、拔尖创新人才能力结构及其传统培养方式面临新挑战，社会与情感能力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逐渐显现

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其内涵及能力结构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演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发展变化，知识更新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知识综合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对人才的要求和培养也表现出符合其特定时代要求和社会变革趋势的特征。科技变革通过改变劳动生产工具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并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迭代，从而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直接反映到对全体劳动者包括各类人才能力结构的新要求，从根本上对学校人才培养提出变革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才能力结构提出的新要求，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重塑教育系统的重要驱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中提出，工业4.0时代的人才应具备四项关键能力，包括全球公民意识、创新创造、数字技术技能和人际关系技能，并据此倡导建立自定进度为主的个性化学习、基于问题和协作的学习、以个体内在驱动为主的学习和持续终身的学习等学习形态。日本文部科学省出台的《面向5.0社会的人才培养——社会在变化、学习也在变化》报告指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人才培养应当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完善教学指导方法，对学生学习进行援助，帮助学生掌握灵活运用信息的能力。施瓦布（Schwab，K.）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应对新科技革命对工作世界和生产力的要求，人才需要具备情景判断、情绪管理、自我激发、身体素质和价值观意识等素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5月在天津与大学生座谈时曾指出，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

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当今各国政府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方向。上述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冲击下人才应具备的关键能力描述中，社会与情感能力相关的要素越来越多。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个体的想法、情感与行为的稳定表现，是个体终身所能达到的社会经济成就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认为，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人面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核心能力，包括任务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和交往能力等五个维度。高任务能力的人具有更强的自制力、责任感和毅力；情绪调节能力与健康和幸福感有着密切关系，是个体能否有效地调整不良情绪，积极乐观地应对压力的表现；协作能力是指学生对他人福祉的关心程度，包括共情、信任与合作的表现；开放能力是个体尝试新事物、接受新经验的意愿，高开放性的人具有更高的创造性、更浓厚的好奇心和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交往能力是个体与他人接触，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的能力，包括乐群、果敢和活力，表现为“外向性”程度。

社会与情感能力已经被揭示出是对个体生活幸福、事业成功有关键影响的能力，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减少反社会行为和校园欺凌、提升生活满意度以及对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等具有积极的影响。社会与情感能力对自制力、责任感、毅力、创造性、好奇心、想象力的调节，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直接关注的个性品质。

二、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及其规律受关注不足，尚未引起学校、社会和家庭的足够重视

与对拔尖创新人才认知能力发展的一贯重视不同，其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还不长，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更没有引起学校、社会和家庭的足够重视。

（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背景下，对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重视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重要的非认知能力，有助于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和意志品质等综合素质，提高身心发展水平。社会与情感能力等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平衡发展，是全面发展的题中之义。目前，无论学校、社会还是家庭，对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认识均显不足，重认知、重分数的思维还未完全扭转，也缺少政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实施。大部分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的仍然是学生的认知水平发展，较少关注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教育政策指向的目标也仍然是学业成就而不是个体的社会与情感体验。

（二）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和人的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对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研究和实践有待深入

以通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影响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与人的发展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在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变得越来越容易、更新变得越来越快速的情况下，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底层素养”和“核心能力”，显得更加重要。也因此，从国际上看，近20年来“情感转向”越来越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方向，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均通过多种政策举措大力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倡导关注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例如，OECD继开展关注认知能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测试后，启动了着眼于促进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项目（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以下简称SSES），首轮于2019年在9个国家10个城市开展，2021年向社会公布了测评结果。作为OECD唯一授权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与苏州教育局合作，参与了首轮测评；2023年又在济南进行了第二轮测评。但就目前国内总体情况来看，对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及其培养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尚处探索阶段，“点上”自主开展多、“面上”有组织推动少，在参与国际前沿研究、贡献中国智慧等方面也有待加强。

（三）学校和教师开展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为学生成长提供“情感支持”的能力水平亟待提升

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可塑造、可培养的，因此，学校、社会和家庭都需要提高相关的意识和能力。从SSES首轮测评结果看，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与其对学校的归属感高低、与师生关系的好坏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学校有更强归属感的学生一般会表现出更多的乐群、合作与乐观状态，拥有良好师生关系的学生则会表现出较强的成就动机和好奇心。这些都意味着，学校、教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校和教师对加强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存在认识不深、重视不够、组织实施缺少科学专业指导、为学生成长提供“情感支持”的能力水平亟待提升等长远问题；社会和家庭亦存在相似问题。

三、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进一步推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阶段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与情感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进行培养。为此，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已经率先采取行动，通过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或开展国际测评等方式予以推动。基于对社会与情感能力重要性的认识，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及其规律研究存在的不足，借鉴国际经验，一方面，国家应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整体性推进；另一方面，加强社会与情感能力的有组织研究。

（一）赋能教师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提升教师情感素养

将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纳入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的全过程，在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中增加教师支持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维度指标。例如，优化《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中的“师德修养”模块内容，在注重“师德”的基础上加强“师能”建设。针对教师自身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为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提供支持的能力提升两个方面，整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各级教育学院等多方资源，研究设计和组织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国际、国内相关前沿研究与实践项目。

（二）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

将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作为国家级重大课题，同时纳入国家层面相关教育政策规划，融入相关课程标准要求，根据不同地域间的发展水平、区域特色和文化差异，因地制宜制定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基于对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规律的研究，研制面向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标准以及相关监测与评估指标，探索构建基于学生表现性评估和赏识性评估的评估体系，关注学生的优势领域和成长型思维。

（三）发挥学校在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上的主阵地作用

支持建设一批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试点校、“种子校”、实验区，示范课程、资源库等，先行先试，探索落地生根、可复制推广的路径举措。支持建设大中小学校、地方政府、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共享合作机制和平台网络。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于2023年牵头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千校联盟”，首批已有各地近500所学校加盟，旨在整合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者、专家以及基层实践者等多方力量，形成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共同体，并由此带动社会和家庭相关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加快编纂教育法典 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马怀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教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统筹谋划、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同时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其中，教育法治化是把教育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从战略支点上看，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编纂教育法典。这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从整体上、全局上、根本上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当前，编纂教育法典的制度、实践、理论条件已比较充分，应当加快推进，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法治基础和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布局教育事业发展，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予以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十四五”时期，教育领域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教育领域的良法善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应当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

一、编纂教育法典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编纂教育法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法典为其他领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

编纂教育法典有利于提升教育领域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和科学性，推动科学立法。我国教育领域有九部法律，十余部行政法规，六十多部教育部规章，还有数量颇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不同教育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重叠现象时有发生。通过编撰教育法典，可以有效解决目前教育法律规范交叉、重叠甚至矛盾的现象，在节约立法资源、避免重复立法的同时，还可以减少教育领域多头立法给法律执行、适用带来的困难。

编纂教育法典有利于应对教育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当前，教育领域还存在着学前教育普惠性水平不高、基础教育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领域行政执法水平较低等突出问题。通过编纂教育法典，可以在整体上为解决和应对这些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提供一整套权威、系统、高效的解决方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前，编纂教育法典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启动并完成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可以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抓手，深入推进依法治教和教育法治工作，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首先，党中央对教育事业高度重视，为教育法典编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一些长期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了破解，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的变化，这为教育法典编纂创造了良好环境。其次，我国教育立法四十多年的发展，为教育法典编纂打下了较扎实的制度基础。教育法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边界比较清晰，经过多年的立法探索，已经形成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在内的教育法律体系，教育法典编纂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再次，教育执法活动和教育司法审判，为教育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教育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的教育执法和司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教育执法和司法中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取得的成效，为教育法典编纂提供了来自实践的源头活水。最后，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为教育法典编纂做好了理论准备。过去几十年来，法学界和教育界围绕教育法治进行了长期研究，在教育法的各个领域均产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教育法典编纂提供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撑。

二、编纂教育法典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编纂教育法典的重大意义和基础条件针对的是“要不要编纂”的问题，明确了编纂教育法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为顺利完成编纂工作，还需要同步解决“如何编纂”的问题，明确编纂教育法典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围绕“教育法典化”问题，近年来，多所国内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曾召开专题研讨会，就编纂的现实条件、技术性问题、方法论等内容展开讨论。在学术研讨之外，编纂教育法典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比如，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也将研究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列入2021年工作要点。

这项计划提上议程后，如何实现教育法的法典化？教育法典的编纂，既不是对过往立法的简单整合重组，也不是推倒旧法另起炉灶。一方面，要总结已有的立法成果，对其加以继承；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教育现代化的趋势探索革新，进行制度创设。总体思路是，教育法典的编纂与单行法的完善可以同步进行。教育法典编纂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也要抓紧制定《学前教育法》、《学位法》、《考试法》，修改完善现有教育法律法规，保持与教育法典的协调和衔接。

教育法典编纂依据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法典的编撰与单行法的完善同步的基本原则。

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教育法典的编纂，要吸收借鉴国外的有益制度经验，更要坚持从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出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为解决教育领域现实问题、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中国法律方案。

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教育法典的编纂，既不是现有教育法律规范的简单汇编，也不是完全崭新法律的另起炉灶。编纂教育法典，要坚持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面向历史与展望未来相结合，既要继承已有可行的教育立法，也要面向未来制定必要的教育新法。

法典的编撰与单行法的完善同步进行。编纂教育法典的关键是处理好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哪些单行法要进入法典，哪些单行法要与法典并行，都要认真研究。教育法典编纂要兼顾单行法的发展完善，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要在整体上启动教育法典编纂的研究、调研、规划工作，另一方面要在单行法层面继续推动《学前教育法》、《学位法》等立法工作以及现有教育法律规范的修改完善，适时融入整体的法典编纂工作。

教育法典的主要内容，要遵循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借鉴民法典编纂的有益经验，以“适度法典化”为基本目标，以现有教育法律规范为基本载体，以教育法理论逻辑为基本主线，以“总则—分则”二分法为基本框架，进而形成内容完备、逻辑清晰、科学合理、协调统一的框架体系。

总则部分是对分则内容的统摄，主要包括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教育管理体制、教育主体等一般条款。教育方针和基本原则要凝练出适合所有教育领域的一般性准则和“最大公约数”，用以指导各领域各类型的教育活动；受教育权是整个教育法的权利基础，应对其内涵和实现机制做出明确规定；教育主体和教育关系涉及受教育者和教育服务供给者及其权利义务，主要包括学生、教师、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等；教育管理涉及教育管理机制及管理措施，要对教育管理部门的职责、管理程序、管理措施做出清晰规定。

分则部分坚持以国民教育的类型和阶段作为各个分编的划分标准，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其他教育；每个分编的内部则遵循“基本规定—教育主体—教育行为—法律责任”的逻辑演进。其中，基础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常规和普通教育，特殊教育主要涉及特殊人群和特定儿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涉及儿童的家庭环境和成年人的终身学习。

三、教育法典编纂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教育法典编纂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工程，要尽早规划和统一部署，分阶段解决如下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一是要从法典编纂的角度对教育领域的各层级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整理。在对整体教育法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和解决如下问题：现行教育法律中，哪些需要进入法典，如何进入；教育领域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与教育法典之间是什么关系，教育法典给下位法留下的立法空间和尺度有多大；现行教育法律体系中存在哪些规范冲突竞合，在法典中该如何解决，等等。二是要尽快解决教育立法中尚存的制度空白问题。目前，在普通高中、网络教育、终身学习、招生考试、教育培训领域还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部分重大教育制度与教育问题尚未实现法律化。因此，要加快这些领域的立法进程，及时出台相关法律规定，并在实施中为后期法典编纂积累经验和打好基础。三是要对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做好立法研判。新一轮教育革命已经到来，教育的内容、形式、制度正在发生着迅速变化，这对教育法典编纂提出了巨大挑战，需要在法典编纂前期进行科学的预判，进行必要的制度试验，以便为教育法典设计提供依据和标准。四是要加强教育法典编纂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法典编纂的呼声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之后出现的，理论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教育法典编纂的模式、教育法典的框架、教育主体、教育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上，目前研究还不够。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及教育科研机构应通过各种积极措施，推动教育法典编纂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来源：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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