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其在速度、广度与深度和系统性影响等方面正在颠覆性地重塑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当然，农业也概莫能外。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农业发展有着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些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支撑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人才培养的农业学科（“农科”）的建设进行新的思考。

无论是新的科技革命还是我国对农业发展的新要求都将使“三农”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农科”的学科体系也必须进行解构和重构——呼唤“新农科”的出现，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笔者认为，面临机遇与挑战，“新农科”将在以下五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是“新农科”的知识范畴将发生变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时代对农业发展新需求的影响下，我们需要首先回答何为“新农科”知识，“新农科”知识应该包括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传统的种植养殖知识可能逐渐地会退出“新农科”的知识范畴，而人工智能所涉及的计算机科学、神经和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基因工程、细胞工程所涉及的生命科学、工程学和信息科学等交叉融合的一些知识将会进入“新农科”的知识范畴。

二是“新农科”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将发生变化。就像胶片相机被数码相机取代以后，再研究胶片和胶片相机的意义就不大了一样，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发展对农业领域的渗透，传统农业学科的研究问题自然会发生转移。

三是“新农科”的知识组织方式将发生变化。按照教育部学科分类，传统的农学门类包括植物生产类、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动物生产类、动物医学类、林学类等。显然，传统农科尚未完全实现与人类营养健康、资源集约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有效衔接，尤其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衔接更是不足。新的阶段，新型的交叉学科必然会层出不穷，传统的农业知识的边界必将被打破。

四是“新农科”的组织载体将发生变化。随着传统农业学科边界的被打破，新型交叉学科（项目）层出不穷，院系将无法涵盖一些具体的学科，尤其是一些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团队、研究小组可能更适合承接新型的交叉学科（项目），而传统的院系架构可能更多的是科层制行政管理结构的体现。

五是“新农科”的人才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在面向“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需求下，传统农科培养的人才肯定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我们需要对“新农科”的人才进行重新定义。

基于如上几个方面发展变化的判断，笔者认为，“新农科”建设需要进行四个方面的建构。

一是重新建构“新农科”的知识体系。原有农科的知识体系由于涵盖范围过于狭窄已不适应未来“三农”发展的需求，需要把生物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食品安全、农业农村治理等方面的知识纳入“新农科”的知识体系范畴中来，重新建构“新农科”的知识体系，使其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与现实“三农”问题的匹配性更强。

二是重新建构“新农科”的专业学科体系。由于原有农科知识体系、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原有农科的专业学科设置也必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会沿着新专业新学科的不断萌生、原有专业学科的自然延伸和跨学科跨领域之间融合交叉而衍生的路径向前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为灵活的专业学科设置原则来对“新农科”的专业学科体系进行重构。

三是重新建构“新农科”的院系组织结构体系。随着原有农科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专业学科体系的变化，作为其组织载体的院系组织结构体系也自然需要重建。原有的农学院、植保学院、动物科技学院等院系组织结构将无法覆盖由不同路径所产生的新的专业学科，所以我们应该采用以问题、研究领域为导向的，实体与虚体组织相结合的新的组织架构体系，以顺应“新农科”的各种变化与发展。

四是重新建构“新农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新的形势下，原有的农科人才观已经发生变化。“新农科”培养的人才应该是专业人才和综合性人才的有机结合。因此，其培养体系也面临着进行重构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新农科”人才观的指导下，其培养内容要加大综合智慧和新型技术、科技伦理等方面的培养，培养方式也将更多地应用到电子化、信息化等新型科学技术。总之，“新农科”培养的人才应该是能够全面推进我国“三农”发展的人。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张红伟 赵勇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